其次,很多书都强调“重本抑末”,将商业视为需要压制和防范的对象,缺乏对商业流通价值的深刻认识。
再者,这些理论多是经验性、政策性的总结,缺乏严谨的数学工具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对于货币的本质、信用创造、通货膨胀等关键问题,认识非常模糊,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依靠这些典籍,难以构建一套适合新时代的、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系。
眼看从故纸堆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江瀚又转变思路,召见了一些成都及周边的商人。
他想从实践层面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探讨探讨经济发展的可能。
但很可惜,前来觐见的商人,基本都是些小商小贩,经营的也多是一些布匹、杂货等传统行当。
由于此前战乱、以及对旧有豪绅势力的清算,四川境内的大商贾基本已经不复存在。
而这些中小商人,在江瀚问及如何促进商贸、稳定物价、建立信用时,大多语焉不详。
话语间的意思,无非就是希望获得某种商品的专营权、降低关卡税厘等老一套。
对此,江瀚也很无奈。
在这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商人想发大财,往往只能寻求垄断和特权庇护。
真正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智慧,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孕育,他们的见解也难称高明。
无奈之下,江瀚也只能自己亲自动手,结合一些后世的观点,先设计最初步、最基础的经济改革框架。
在新框架下,首先重农肯定是没错的,必须坚持。
在这个生产力相对匮乏的时代,农业是绝对的基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无农不稳。
但对于传统的抑商政策,那就有待商榷了。
要想办法让官员士人们意识到,商业在促进物资流通、活跃经济、增加税收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江瀚的设计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农为国之基,商为国之富,农商并举,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农业的稳定,商业是无根之木;而没有商业的繁荣,农业也难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剩余转化。
对于这个想法,江瀚还特意将刑部主事薛志恒找了过来,想与他一起探讨此事。
薛志恒现在虽然是刑部主事,但当年在龙安府时,他薛家好歹也是走遍松潘、卫藏经商的大家族。
而听了江瀚的想法,薛志恒敏锐的意识到,自家王上很可能有大动作了。
说实话,对于现在刑部主事这个岗位,薛志恒心里是有些不甘的。
虽然名义上,刑部主事也能算作大九卿之一,是一等一的大官。
但这个职位听起来虽好,可手中权利却不怎么样。
原因无他,因为刑部实在没什么大案子办,纯属闲差。
当初平定四川时,各地的百姓和兵将,早就已经把该杀都杀了,哪还轮得到他。
在明晃晃的钢刀下,谁又还敢再作奸犯科?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地方官府早就自行解决了,哪还轮得到他这个中枢的刑部主事上手?
薛志恒最近的日子可谓是颇为悠闲,每天在衙门里泡茶闲谈,一待就是一天。
看看自己,再看看学部、农部、户部的忙碌模样,他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因此,当薛志恒听完江瀚的经济改革想法后,他便敏锐的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
他绞尽脑汁,随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上英明,商贾一事虽然看似简单,但其中门道可多了。”
“依微臣浅见,如果王上想要改革经济框架,首先便要统一币制。”
“而统一币值,则需要小心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