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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3页）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酋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藉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

——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

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