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大连的星海广场,也没去看什么老虎滩。
那些地方,不属于现在的我。
或者说,从来就不属于我。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招待所,一晚上六十块钱,一股子发霉味儿,床单潮得能拧出水。
我梦见我那台解放J6了。
它没被卖掉,而是变成了一个浑身铁锈的机器人,站在海边,一遍一遍地问我。
“老伙计,咱下一站,去哪儿?”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大连火车站。
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南腔北调混杂着方便面的味道,吵得我脑仁疼。
电子屏幕上,G开头的高铁班次飞速滚动,两个小时就能到沈阳。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人工售票口。
“到沈阳,最近的一班。”
窗口里的大姐头也没抬。
“高铁九点半,二等座二百二。”
我摇了摇头。
“不要高铁。”
大姐终于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这人有毛病”的审视。
“那你要啥?K字头的,绿皮车,硬座,要八个小时才到,下午两点发车。”
“就要这个。”
我把身份证和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块钱递了进去。
大姐没再说话,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把一张浅蓝色的火车票和三十四块钱零钱从窗口推了出来。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票,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我不想快。
我这大半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把油门踩到了底,追着钱跑,追着那个虚无缥缈的十万块目标跑,我活得太快了。
快得,把自己的魂儿都落在了后头。
现在,我想慢下来。
我想一步一步地,把我的魂儿,从这条回家的路上,捡回来。
我在候车大厅的硬座上,坐了四个小时。
我看着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意气风发地走进高铁检票口。
我也看着背着巨大编织袋的民工大哥,满脸疲惫地蹲在角落里,啃着干硬的馒头。
我忽然觉得,自己哪边都不属于。
我兜里的银行卡里揣着二十多万现金,比这儿大部分人都“有钱”。
可我身上这件穿了一个月的工装,脏得打了结,散发着一股汗臭和机油混合的味儿,比那民工大哥还落魄。
我就这么不上不下地卡着,像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