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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2章 暂累吾民一年（第4页）

其中步兵八万四千，骑兵三万六千。

一名步兵每日给饷五分，一年需十八两银子，总共算下来，一年需要饷银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两。

每一名骑兵连带草料，每日给饷银一钱，一年需饷银三十六两，总共算下来，年需饷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

两者合计，一年需新增饷银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杨嗣昌还特意强调：

这笔巨款，必须严格落实到总督、总理、各省巡抚头上，垂直管理，不得互相推诿，也不得互相混淆。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这笔钱粮能落到实处，用以养兵练兵，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

从杨嗣昌这番谋划来看，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计算精准，方案也力求完美。

但问题来了，这二百多万两巨款，该从何而来？

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更是难如登天。

归根到底，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

既然已经开征了“辽饷”，那再多加征一个“剿饷”，也无可厚非吧？

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

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

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已经悄悄从“贼寇土匪”变成了“义军天兵”。

这一变化，让朱由检深感不安。

踌躇再三，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交付廷议，让朝臣们各抒己见，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结果可想而知，朝中上上下下，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

其中，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也最有理有据。

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剿贼已逾十载，而贼势愈剿愈炽。

其根源何在？

正在于加征不休，驱民从贼。

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幸存者非死即逃，只能投贼谋求生路。

当下人心思乱，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休养生息。

只有减轻赋役，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避免争相从贼。

况且，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

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抽调卫军补充，以编练新军。

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

更何况，练兵非一日之功，而花钱却如同流水。

谁又能保证，白花花的银子撒出去，一定能练出强军，彻底剿灭中原、乃至四川贼寇？

孙传庭的这封奏疏，言辞恳切，直指要害，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

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自从加征辽响以来，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只是没良心而已，又不是真的傻。

征税人都死光了，谁还来缴税？

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只知道空谈误国。

一派胡言，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

天下之财，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

那些豪绅富商盘踞地方，整日锦衣玉食，难道就不该为君分忧、为国出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