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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科学不是唯一解释世界的方法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

耳与肾相距甚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中医却认为“肾开窍于耳”，肾与耳关系密切。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肾炎和肾功能衰竭者常有爆发性耳聋的情况，肾透析、肾移植的人也常会出现听力障碍。此外，患有骨骼病的患者常有先天性耳聋；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或者障碍者中先天性耳聋的比例特别高。

药物反映也证实了以上的发现，例如，耳毒性药物大多具有肾毒性，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等，这些药物的使用已造成无数耳聋的病例；同样，利肾的药物也多数有利于耳，如中药泽泻为利尿良药，但它同样可治内耳眩晕症。

中医与现代科学格格格不入的地方简直太多太多了。例如，中医是一种捆绑式的医学，将一切关于医疗的方面，涉及内科、外科、心理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这与西医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