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灯,不用油,也不用捻子,拉一下绳就亮,吹都吹不灭。”王桂兰指着灯杆上的铭牌,上面刻着“上海电灯厂监制”几个小字,“九年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街上还是挂的煤油灯,刮风下雨就灭,晚上出门得揣着灯笼。后来李大人从海外弄来图纸,在江边建了电灯厂,先给医院、学堂装,再慢慢铺到街上,现在连普通客栈都能用上了。”老大哥凑近看那铭牌,指尖摸过冰凉的金属字,心里满是稀奇——他在老家听跑船的人说过“洋人的灯不用油”,总以为是瞎编的,今日见了才知竟是真的,而且还是“上海自己造的”。
没走两百步,就到了药房。门面是青砖砌的,玻璃窗擦得锃亮,里面摆着一排排木药柜,柜门上贴着红色的药名标签。抓药的伙计穿着白褂子,见他们来,先笑着接过药方,再拿出个小秤,动作麻利地称药,每称一味,就报一声药名和分量:“茯苓三钱、白术二钱、薏苡仁四钱……”老大哥站在旁边看,见伙计把药分成十小包,每包都用棉纸包好,还在纸上写了“第一日”“第二日”的字样,忍不住问:“小伙子,这药……贵不贵啊?”
伙计把药包递给他,笑着摇头:“大爷您放心,这是惠民药房,李大人定了价的,像您这祛湿的方子,一副只要八个铜板,十副才八十铜板。要是您参加了医保,还能减免三成,算下来才五十六铜板。”老大哥愣住了——他在老家抓一副类似的药,最少要二十铜板,十副就是两百铜板,没想到在上海竟这么便宜。王桂兰在旁边补充:“这医保啊,是李大人三年前推的,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只要交十个铜板办张医保卡,看病抓药都能减免,住院还能报更多。我家那口子去年摔断了腿,住院半个月,连药带治,才花了两百铜板,要是在老家,早把家底掏空了。”
攥着沉甸甸的药包,老大哥心里的石头又落了一块。跟着王桂兰往客栈走,路过一条巷子时,听见里面传来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他停下脚步,往里看,只见一座青砖瓦房,门口挂着“平民学堂”的木牌,窗户开着,能看见十几个孩子坐在木桌前,手里拿着纸和笔,跟着先生念书。“这是李大人办的平民学堂,”王桂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语气里满是自豪,“不管是本地的娃,还是外来打工人家的娃,只要到了六岁,都能来读,不用交学费,还管午饭。我家小孙子就在这儿读三年级,去年还得了学堂的‘识字奖’,奖了一本《千字文》呢。”
老大哥凑到门口,看见学堂的墙角摆着几个大木桶,里面装着热腾腾的粥,还有一碟碟咸菜和馒头。“这午饭……也是免费的?”他问门口的杂役。杂役点点头,笑着说:“是啊,李大人说‘娃们读书费脑子,得吃饱’,每天都是粥、馒头加咸菜,偶尔还能喝上肉汤。冬天的时候,粥都是保温的,不会凉。”老大哥想起自己的孙子,在老家跟着私塾先生读书,不仅要交束修,还得自己带午饭,天凉的时候,饭到中午就冷了,心里忽然酸酸的——要是老家也有这样的学堂,孙子也能吃饱穿暖地读书了。
又走了一会儿,终于到了王桂兰说的“安信客栈”。门面不算大,木招牌被风吹得微微晃,上面的“安信客栈”四个黑字却格外醒目。门口站着个穿青布衫的伙计,脸上带着憨厚的笑,见他们来,立刻迎上来:“王大姐来啦?还是要两间下房?我刚打扫好两间,窗户朝街,亮堂。”王桂兰点点头,转头对老大哥解释:“这客栈我常带老乡来,掌柜的是山东人,实诚,不会乱要价,而且干净,被褥都是一周一换,冬天还会加棉絮。”
跟着伙计上了二楼,楼梯是木做的,踩上去却不晃,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推开房门时,老大哥又愣了——房间虽不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靠墙摆着一张木床,铺着浆洗得发白的粗布褥子,褥子上没有一点霉斑,床头有张方桌,桌上放着个崭新的搪瓷脸盆,盆边摆着一块黄颜色的肥皂,墙角竟还有个木隔间,挂着块蓝布帘。“这……这是啥啊?”他伸手指了指布帘,声音都有些发紧,生怕自己问错了闹笑话。
“这是厕所啊。”王桂兰掀开布帘给她看,里面铺着青石板,石板缝里嵌着白灰,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异味,中间放着个带盖的木桶,桶边还摆着个小水壶,“在咱上海,像样的客栈都有这物件,不用像老家似的,大半夜还得跑外头的公厕,遇上刮风下雨,冻得人直哆嗦。你看这石板,下雨天也不滑,水壶里是热水,方便你洗手。肥皂是客栈免费给的,洗手洗脸都能用,比皂角好用多了。”老大哥凑过去摸了摸石板,冰凉光滑,再看看那带盖的木桶,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这辈子住过的客栈,不是漏风的土坯房,就是满是霉味的阁楼,有的连像样的脸盆都没有,更别说这样干净的厕所了。
伙计把一个黄铜热水壶放在桌上,壶嘴冒着热气,笑着补充:“大爷您要是嫌屋里暗,就拉头顶那根绳,电灯就亮了。晚上要是想喝水,楼下灶房随时有热水,从寅时到亥时都有人守着,您直接去提就行。要是想吃点啥,楼下还有小厨房,能给您煮碗面,只要五个铜板,还能加个鸡蛋。”老大哥顺着伙计指的方向看,天花板上果然挂着盏电灯,玻璃罩里的灯丝细细的,像根银丝,下面垂着根棕色的细绳。他犹豫了半天,还是伸手拉了下绳,“咔嗒”一声,灯光瞬间亮了,把整个房间照得清清楚楚,连床底的灰尘都能看见,比老家的煤油灯亮多了,还没有烟味。
等伙计走了,王桂兰坐在方凳上,给老大哥倒了杯热水,水汽氤氲着飘出淡淡的茶香——原来水壶里还放了几片茶叶。“这客栈一晚只要五十铜板,管早晚两顿饭,”王桂兰把茶杯递给他,“早饭是粥、馒头加咸菜,晚饭是米饭、一荤一素,菜都是附近菜园子种的,新鲜得很。你要是打算多住些日子,跟掌柜的商量,住满十天,还能免一天的房钱。”老大哥捧着茶杯,温热的触感透过瓷杯传到掌心,心里暖融融的。他忽然想起刚下火车时的情景——平坦宽阔的站台,没有一点坑洼,站台上有专门的指引牌,写着“出口”“人力车停靠点”,还有穿制服的监管人员,帮着乘客提行李,不像别的车站,乱糟糟的,还总有人抢着拉客。
“老姐姐,”他放下茶杯,声音有些沙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咱上海……咋就能这么好呢?我走了这么多地方,从没见过这样的城。”
王桂兰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菊花:“还不是托了李大人的福?九年前我刚来的时候,这地方哪是现在这样?江边全是烂泥滩,街上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就成了泥潭,走一步陷一步。是李大人来了之后,先让人挖排水沟,再铺青石板路,把烂泥滩改成了码头,能停大轮船。后来又建了医院、学堂、药房,连这电灯厂、造船厂,都是李大人一手办起来的。”她顿了顿,指着窗外远处的高楼,那些楼有六七层,在灯光下泛着模糊的轮廓,像座座小山,“看见没?那是上海造船厂的工人宿舍,六层楼呢,里头跟这客栈一样,有厕所、有电灯,每户还有个小阳台,能晒衣服。工人每个月除了工钱,还有养老补贴,要是生病了,船厂还能报销医药费。我家那口子就在造船厂当木工,一个月能挣三百铜板,比在老家种地强十倍。”
老大哥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心里满是震撼。他忽然想起在医院时,小慧说的“医疗资源多余了就往偏远地方送”,想起张医生说的“针灸馆是医院的人轮值”,想起药房伙计说的“医保减免”,还有刚才看见的平民学堂、免费的午饭……这些事情,单独看都不算什么,可凑在一起,就像一张温暖的网,把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医、学都罩住了。
“我以前总觉得,这辈子能把病治好,让孙子能读上书,就不错了,”老大哥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感慨,“现在才知道,人还能过这样的日子——看病不用托关系,读书不用交学费,住店有干净的厕所,街上有不用油的灯。要是早几年知道上海这么好,我早就带着全家来了。”
王桂兰拍了拍他的手,掌心的温度让他心里更暖了:“现在来也不晚。等你病好了,要是想留在上海,我帮你找个活计。咱上海现在缺人得很,造船厂要木工、铁匠,码头要搬运工,学堂要杂役,只要肯干活,就能挣着钱。到时候把你家孙子接来,送进平民学堂,好好读书,要是想学家伙,就去职业学院,学个造船、打铁的手艺,将来比在老家种地有出息多了。”
正说着,楼下传来伙计的声音:“王大姐,李大爷,晚饭好了!”两人起身下楼,客栈的饭堂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外来的打工者,见了王桂兰,都笑着打招呼。饭堂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碗筷摆得整整齐齐,伙计端着菜过来,一碗红烧肉,一碗炒青菜,还有一盆米饭,香气扑鼻。“这红烧肉是今天刚炖的,”伙计笑着说,“掌柜的说了,李大爷是来求医的,多给您盛点肉,补补身子。”老大哥看着碗里的红烧肉,油亮亮的,肥而不腻,心里忽然觉得,这趟上海没白来——不仅能治病,还能看见这样好的城,遇见这样好的人。
吃完饭,老大哥回到房间,把药包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又摸出张医生给的穴位图,在灯下看。窗外的电灯还亮着,暖黄的光洒在纸上,把那些红色的穴位照得清清楚楚。他想起王桂兰说的“李大人办了这么多好事”,想起自己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忽然明白了——上海的好,不是一两处设施好,也不是一两个人好,而是从官府到百姓,从医院到学堂,每个人都在认真过日子,每个人都能被好好对待。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晚风带着点饭菜的香气吹进来,街上的电灯还亮着,有行人慢慢走过,说说笑笑,没有一点慌乱。远处的码头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响亮,像是在宣告这座城的活力。老大哥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充满了希望——他想把病治好,想留在上海,想让孙子也来这里读书,想让家人也过上这样的日子。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叫“李星群”的知府,那个用九年时间,把一片烂泥滩变成人间福地的官。老大哥不知道李星群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多大年纪,但他知道,是这个人,让上海变得这么好,让像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有尊严、有希望地活着。他攥紧了手里的穴位图,心里暗暗想:等病好了,一定要去知府衙门门口看看,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也算是谢过这位好官了。
窗外的电灯,依旧亮着,像一颗颗温暖的星,照亮了这座城,也照亮了无数像老大哥这样的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