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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忘情天书 鹰燕折翅（第8页）

来描述宋金川陕之战，张浚和曲端这两个人物的介绍仍是不全面的。

在讲座中，张浚只突出了其不知兵事、刚愎自用、党同伐异的一面；曲端只突出了其将才优长、耿直敢言的一面。但这却不是他们的全部。

（1）都不单纯

可以说，张浚、曲端和吴玠都是极端的人，都具有两面性。

吴玠自不必说，讲座里都说得挺清楚了，他是人性上的极端，善与恶同样鲜明。无论他与曲端有何种恩怨、谁的责任更大都不是替他开脱诬陷之罪的理由；独挡川蜀、连奏大捷，却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盖世之功、忠义情怀。

张浚，他是功业上的极端，功与过同样突出。他一生力倡北伐、收复故土，可以说是南宋所有主战将领的“总后台”，他慧眼如炬，选任吴玠，等于给南宋朝廷选择了一道伫立西南的钢铁长城。

但同一个张浚，一场富平之战将西军的家底赔得干干净净，更兼一朝败落胆气皆丧，硬是将富平一役的败绩扩大成关陕尽失、江南岌岌的危局，至于值三军士气低迷、人心惶惶之际，擅杀大将，更是令人费解的昏招儿，看来，富平一战不光打掉了这位张大人的心气儿，连他的为官之道和智商也打掉了不少。

而曲端，他是才能上的极端，优与劣同样显著。他堪称文武全才，能于名将辈出的大宋西军中拔得头筹，他的过人之处毋庸置疑；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忠正耿直的武将，也不仅仅有恃才傲物这一条缺陷，他也算得上一位“窝里斗”的高手，为了夺取西军的最高指挥权，他甚至不惜借金人之手削弱西军其余几路兵马的实力，他的才能未得在抗金舞台上尽情施展，责任不全在别人过早冤杀了他。

我有一点儿理解讲座里为何不将曲端的灰暗面描述出来，因为他对待同僚的种种行径，涉及的是大宋西军由来已久的派系斗争，更有文臣武将之间的尔虞我诈，太过深刻也太过复杂，相信就以此内容开个专题也没问题。而在两宋交替的大背景下，删繁就简以求表述明晰，是正确的、明智的。

（2）曲、吴结怨

按讲座所说，曲端与吴玠是在对金军作战胜利之后，开始出现矛盾。轻描淡写，倒好像这两人是为了争夺战功而闹别扭似的，果真如此吴玠后来陷害曲端到真成了十足的嫉贤妒能、小人行径了，话说当初按照讲座的描述，我就弄不明白何以吴玠对曲端仇恨如此之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史实并非如此，两人矛盾实为生死之怨、生死之恨，且不是产生于战胜金军之后，而恰恰是产生于为金军所败之后。这场让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战役，就是彭原店之战，在宋、金交战史上也算是一场有名的战役，但却是宋军先胜后败。就这样一场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不漂亮的仗，居然也能让张浚自信心极度膨胀，足见当时宋朝官军对金军的作战记录是何等惨不忍睹。

胜，是吴玠的先锋部队重创撒离喝所部，宋军士气一时大振，金军赚回一位“啼哭郎君”。

败，是在金军卷土重来时，吴玠向他的上级曲端请求增援，却意外得知上司已经带领大部队向后跑路，扔下他生死由命。吴玠率部死战突围，最终以麾下一员猛将战死、部队伤亡无算的代价，勉强逃脱劫难。

这还没完，大难不死的吴玠回到曲端那里，自然怒气冲天，质问曲端当初甩了他的因由。

而曲大将军呢，向下属道歉想都没有想，这我可以理解为上司长官的面子问题，连安抚慰劳半句没有，这我可以理解为曲端的性格问题，也许他天生就不晓得怎样去劝慰别人，倒是给吴玠送上一顶违反军令、不听调遣的大帽子，将他降职处理。哎，这让我该如何理解？怎么看都是曲端在找茬儿收拾自己原本的得力手下。

所以说，吴玠恨曲端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一向是曲端指到哪里吴玠就打到哪里，上下级配合尚算默契；一朝曾经的好长官翻脸不认人，要整肃自己了；可想而知，吴玠当时的心境如何，愤怒、沉痛、不甘、委屈，当然，还会感到忧惧。

吴玠会忧惧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曲端的长期属下，他很清楚曲端的过往。他不会忘记，西军其余各路军马、甚至一些关陕义军，是如何轻信了曲端的合兵并进之约而导致惨重损失、甚至魂断沙场；他不会忘记，为了排挤朝廷特使、文官王庶，曲端坐视金兵围困延安城而不救，而后却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险些置他于死地。

多少与曲端同阶同级的将领、多少与曲端互不统属的义军首领，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道儿；甚至身受朝廷保护的特使，也要受曲端的钳制；而吴玠身为属下，曲端对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也就等于危如累卵。

当然，吴玠恨曲端有理，却不代表他诬陷曲端谋反有理，这个是非还是要明确的。

（3）陷害思路

如此看来，曲端得罪下的人还真的不少，活人和死人都有。死人，逝者长已矣，倒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魂魄会来找他算账；活人，就大大的麻烦了，都在攒足了劲儿等着、策划着曲端的现世之报。

虎落平阳的曲端在富平之战后，有了一丝复起之机。吴玠、王庶等人当然坐不住，他们必须将这一丝复起之机扼杀在张浚的府衙里，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

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死人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于是，吴玠和王庶都想到了“谋反”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名。吴玠激起了张浚的虚荣心，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

无可否认，吴玠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陷害的思路上，我却认为吴玠与张浚、王庶是不同的。

吴玠虽也享有文武双全之名，文化水平在武将之中也应算上乘，但不致于无聊到去翻老上司的故纸堆，捡出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充当谋反之证；这与他的军人秉性不相符。

在吴玠看来，曲端的“窝里斗”行径是西军诸路有目共睹的，此前甚至朝廷都怀疑过曲端要谋反；如今只需将曲端之前的行为公之于众，再稍稍上纲上线，将这些行为与谋反通敌相联系，算得上是有根有据，既可杀死曲端又可睹悠悠众口。

当然，吴玠这样的思路已经是非常阴损了，曲端内耗不假、“窝里斗”也不假，但降敌谋反却绝对是假；金军入侵关陕日久，真要谋反投敌，曲端早已不为宋将了。曲端对同僚、部下再怎么不地道，却没有失去民族气节，这一点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吴玠再阴损，也阴损不过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张浚可能觉得翻曲端旧账会卷自己的面子。张浚入蜀前，曾以全家性命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谋，但说实话富平之战后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军中，他的面子都没剩下多少了。

但基于物以稀为贵的精神，张浚是面子越少越要爱护，所以他宁愿接受另一个无聊文人王庶的不算证据的证据，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性命的面子荡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荡。

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最，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处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干涉身为川陕最高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4）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身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身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口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

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