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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章 制度回应争议谋定捐赠机制（第1页）

二0一七九月的潇湘，暑意未退。

星城市政府办公大楼五层会议室，一场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和市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企业公益制度设计工作小组会”正在召开。李一凡亲自主持，市长陈启明、常务副市长李志远，以及市财政局长周德兴、市发改委主任刘向力等全员到场。

这不是一次常规性的政策协调会，更像是一场“公共价值设计实验”。

“我们要做的，不是临时应对，而是一次规范化、制度化的探索。”李一凡言简意赅，“这类舆论热点，未来会越来越多，不能再让企业陷入‘捐也错，不捐也错’的困局。”

陈启明点头附和：“既然社会已经对‘企业回馈’形成期待，我们就应引导这种能量走向制度轨道。”

李志远则从产业角度提醒：“星城本身有大量新兴科技企业、文化创意企业、平台经济体，如果能建立一套成熟的企业公益披露与激励体系，不仅是对外口碑，也能促进营商环境。”

会议桌上，几份新印制的蓝皮文件被摆了出来——这是赵斌连夜协调多个部门草拟的“星城市企业公益行为规范意见稿”，其中三项内容最为引人注目：

1。

企业社会回馈透明机制：凡年公益捐赠达一定规模的企业，需在市发改委平台登记披露捐赠流向、项目对象、执行单位等信息，由第三方公信机构进行年度审计。

2。

星城市企业公益白名单：对达到标准的企业，进入“城市合作优先名单”，在信用评级、专项补贴、政策支持等方面享受一定优待。

3。

市属公益基金共建机制：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星城市教育发展专项基金”，支持寒门学子、基础教育设施改善，并允许企业指定使用方向。

李一凡翻阅几页，点头道：“这个版本可以作为初步框架。但要记住，我们不是替企业画红线，而是给它们画安全区。”

他顿了顿，看向财政局周德兴：“奖学金怎么做才不变味？”

周德兴答道：“我们建议采取‘双轨机制’——企业可指定校级合作对象，但最终入选学生仍由教育部门统一监管评选，确保公平公正。”

“好。”李一凡肯定。

会议结束后，赵斌悄声向李一凡汇报：“哥，晓薇那边正在安排凡星传媒出一套‘理性捐赠’系列内容，用多角度讲清公益制度的必要性。”

李一凡点头：“要快，也要稳。别让这件事滑向撕裂。”

?

几天后，《星城市关于推动企业公益行为制度化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成为大夏首个由市级政府系统性推动企业捐赠机制化的地方方案。

此举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旗下“大夏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别让捐赠成为企业负担》，称星城试点“走在全国前列，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制度反馈的良性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