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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进退有方规避人生旅途中的风险02（第4页）

蔡泽被赵国驱逐后，逃亡到韩、魏，途中又被人抢走炊具。正落寞之时，听说秦相应侯范雎任用郑安平、王稽，可是后来两人都犯下了重罪，以致使范雎内心惭愧不已。蔡泽便决定西行入秦，去拜见秦昭王，事先故意对人发出豪语，以激怒范雎：“燕国大纵横家蔡泽，乃是天下雄辩豪杰之士。只要他一见到秦王，秦王必定任命他为相国，替代范雎的地位。”

范雎听说之后，就派人找来蔡泽，蔡泽见范雎，并未行礼只是拱了拱手，致使范雎很不高兴，谈吐之间蔡泽更是倨傲无礼，此时更是火上添油，于是责问他说：“你曾扬言，你将取代我的秦国相国职位，有没有这回事呢?”蔡泽回答说：“有。”范雎说：“那我倒愿意听听是什么道理?”蔡泽说：“唉，阁下为什么这样见识迟钝呢!即使是四季的转移，也是本着功成身退的自然法则。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手脚都很健康，耳朵也很灵敏，眼睛也很明亮，内心像圣人一样贤智，这不是每个人殷切期望吗?”范雎说：“是的。”蔡泽说：“以仁为礼，以义为则，施恩德于天下，天下人都会由于感恩而崇拜他，并且都希望拥护他为君王，这不也都是雄辩家殷切期望的吗?”范雎说：“是的。”

蔡泽又说：“既富且贵，善治万事，使每个人都能享尽天年，每个人都不致夭折。天下人民都能继承他们的传统，维护他们的业绩，传给无穷的后代，名实兼而有之，恩泽流传万年，受人永远赞美，和天地同其始终，虽说这不是施仁义的结果，不也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范雎说：“是的。”蔡泽说：“例如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他们最后也都完成了他们愿望了吗?”

范雎知道蔡泽是为了要使自己陷于窘境，于是就这一点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说起商鞅臣事秦孝公，终身尽忠，绝无二心，公而忘私，赏罚分明，秦国大治，竭尽智能，表露赤心，然而却招致秦国人的怨恨和责怪，他为秦国而欺骗老朋友，俘虏魏公子印，最后终于为秦国擒获魏将而大破魏军，扩充疆土达1000里之多。吴起臣事楚悼王，绝对不以私损公，更不用谗言来隐蔽忠节，每当遇到应行的大事，就不顾毁誉，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业，国家富强，而且不畏一切灾祸和邪恶势力。大夫文种，臣事越王勾践，当君主陷于困辱惨境时，他忠心爱主而不懈怠，君王虽然被敌人俘虏，仍然竭诚尽智没有背弃国家，而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富贵也不骄傲。像以上这三位忠臣，可以说是义行极致和忠贞的典范。所以君子总是牺牲性命来完成名节，只要是大义所在，虽然牺牲生命也无所懊悔，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这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讲信义，妻子有贞节，这是国家之福。然而比干忠君爱国，却不能维护殷朝的存在，伍子胥虽然贤能，却不能使吴国保存不灭，申生虽然孝顺，而晋国仍然不能避免内乱。这就是虽然有忠臣孝子，国家仍然不免灭亡骚乱，这是什么道理呢?主要是没有明君、贤父来采纳的缘故。所以天下因为父不仁不义而蒙羞，臣子也因此而难免受其害。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尽忠成名，恐怕就连微子也不足成为仁人，孔子也不足成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这时范雎认为蔡泽的话很对。

蔡泽略为停一会接着说：“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立功，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心愿。闳天大臣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是尽忠吗?然而就君臣而论，商鞅和吴起、文种等人，当然还不如闳天、周公。”蔡泽说：“然而阁下服务的君主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相比，究竟谁更慈爱而又信任忠臣、不欺凌故旧呢?”范雎说：“不知道。”蔡泽说：“当然，阁下的君主并不像秦孝公、越王勾践、楚悼王那样亲信忠臣。而阁下侍奉君主，在平定内乱、消除祸患、排除困难。扩充疆土、发展农业、振兴国家、强化君主等方面，威权压倒全国，功业扬名万里之外，并没有超过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臣。但是阁下的地位和俸禄，以及家中的财富都已经超过他们三人，然而阁下还是不隐退，我深为阁下担忧。古谚说得对：‘太阳升到正午时就开始落，月亮圆到满盈时就开始亏。’万物都是盛极而衰，这乃是自然规律。不论是进还是退，不论是伸还是缩，都随着时间变化，这乃是圣人所认定的常理。“古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矫正天下弊风而使其焕然一新，到葵丘之会，桓公就显出了骄纵之色，因此就有九个国家背叛他。吴王夫差，自认为天下无故，因此就轻视诸侯，欺凌齐、晋两国。到后来国破人亡。夏育、太史启等人，一声叱咤能使三军震撼，然而他们本人却死于普通人之手。这都是仗恃威权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缘故。

“商鞅为秦孝公制度量衡、改革货币。废除井田、重划土地，教民努力耕种和作战，因此大军一出发就拓展疆土，军队凯旋而归使国家富强，所以秦兵无故于天下，在诸侯之间建立了威权。可是成功之后，竟惨遭五马分尸之刑。楚国拥有雄兵百万，然而秦将白起仅仅率领几万秦兵，一战便攻陷楚都鄢和郢，再战而焚烧夷陵，往南吞并蜀、汉，此外又越过韩、魏攻打强赵，在北方屠杀马服君及四十多万兵卒，血流成河，凄惨哀嚎之声震撼天地，为建立秦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以后，赵、楚两国衰弱下去，再也不敢抗拒秦兵，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他虽然为秦国建立了丰伟战功，可是他却在杜邮被秦王赐死。吴起为楚悼王改革弊政罢免无能的朝臣，撤销无用的机构，废除多余的官吏，杜绝请客说情的风气，改良楚国的风俗，往南攻打杨越，往北攻打陈、蔡，摧毁连横政策，解散合纵之约，游说之士没有开口余地，可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然后再把他分尸泄愤。越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开疆拓土，发展农业，率领四方军队和全国上下的人民，击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完成了越国霸王功业，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这四位贤臣，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所谓‘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于是就以超然的姿态功成身退，远离人间的是非之门，驾轻舟渡海遁世，隐姓埋名经商，而成为巨富陶朱公。

“难道阁下没有看过赌博的人吗?有时想孤注一掷，有时想步步取胜，相信阁下是最清楚的。如今阁下当了秦国相国，为了谋划国家大事而终日忙碌，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坐在朝中控制诸侯，威仪施行于三川，借以充实宜阳，打开羊肠之险，封闭太行要塞，切断三晋的道路，修栈道千里通往蜀汉之地，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王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您的功勋已无可复加，正是分功之时，此刻如果不知及时隐退，商鞅、吴起、文种，之祸不远矣!您为何不在此时纳还相印，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又可长享富贵，世代称孤，更能和仙人王子乔、赤松子一般长寿。这些与日后身遭惨祸，自是天壤之别，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范雎深有同感：“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于是请蔡泽入座，待以上宾之礼。过了几天，范雎入朝拜见昭王，对他说：“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其人雄辩，臣阅人无数，更无人与之相比，臣自愧不如。”

于是昭王召见蔡泽，相与言语，昭王十分赞赏，拜为客卿。范雎这时自思后路，便称病不朝，并且借病辞官。昭王一再不准，范雎便推言病重。昭王无奈只得允准。昭王对蔡泽的计谋十分欣赏，任命他为相。蔡泽助秦昭王吞并了东周国。

蔡泽出任相国没几个月，便有人恶意诽谤他，由于恐招致杀身之祸，便称病辞官，得封为刚成君。

蔡泽之所以高明，在于能在凡人看到的日常事件背后看到隐秘、看到机会，他首先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规律谋算自己的前途、进行深远的计划和安排。正像他给范雎所说的盛极则衰、是人类社会的铁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个铁律，就说服了权臣，自己在仕途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高处不胜寒”，是因为高处的人极易自满大意，极易轻视对手轻视危机，而且极易招致他人的怨尤妒羡，如果不时时刻刻有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谨慎心态，那么从高处跌下来结局就会更惨。因此身居高位者最明哲的方法在于根据“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这条自然界的铁律，功成身退，这样方可保全自己。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

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便授周亚夫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出兵之后，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其余五国也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但由于他得罪了人，便有人寻机报复。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但他恨上了周亚夫。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太蔑视皇帝，因而皇帝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王皇后要求封自己的哥哥王信为侯，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这还罢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

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后来又由于其他事情，景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太，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只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

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

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

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下面这段问答是千古有名的。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主审官说：“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这真是石破天惊之判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了，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周亚夫就因为不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含义，所以遭到如此的下场，实在让人惋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