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一位以“清流”自居,实则与江南商贾往来密切的都给事中出列,他更擅长从道德和“名声”上施加压力:
“臣启陛下!昔者,宋徽、钦二帝北狩,神州陆沉,生灵荼毒,此万世之痛也!今夏主虽起于草泽,然终究是炎黄一脉,非金元可比”。
“陛下若能力排众议,为免京城再现‘靖康之耻’之惨状
效法古之贤君,以苍生为念,忍辱负重,则史笔如铁,后世亦当体谅陛下之仁心,断不会如责二帝般责于陛下!”。
“此乃行非常之事,以存社稷之根脉也!”。
这人更绝,先将抵抗可能导致的后果与“靖康之耻”挂钩,引发恐惧,再将“投降”美化为“忍辱负重”、“存社稷根脉”的“仁心”之举,试图从历史评价上给崇祯找台阶下,并暗示抵抗才会留下恶名。
随后,一位年迈的国公爷颤巍巍地出列,他的话更实在,也更显露出这群既得利益者的本质:
“皇上,臣等世受国恩,本应与国同休!然如今之势,实非人力可挽回
老臣家中,尚有妻儿老小百余口,这满朝文武,谁家不是如此?”。
“陛下即便不念及臣等朽骨,也请念在追随陛下多年的这些老臣,以及他们家中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份上,给大家留一条活路吧!”。
他不再引经据典,而是直接打感情牌,将“活路”这个最实际、也最卑微的诉求抛了出来,代表了所有勋贵官僚最核心的恐惧——怕死,怕被抄家灭族。
最后,一位素来以“理学名臣”自居,实则家资巨万的礼部侍郎出列,做了最后的“总结陈词”,他的话最是道貌岸然,也最是诛心:
“陛下,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夏主能得江南民心,或亦有其可取之处,陛下十余年来旰食宵衣,励精图治,天下皆知,然天不佑明,非战之罪也!”。
“如今,陛下若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免去这最后一场兵灾,使文物典籍得以保全,使士林元气不至尽丧,则功在千秋,德泽万世!”。
“至于陛下与吾等臣工之个人荣辱得失,相较于江山社稷、华夏文脉之存续,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将投降拔高到“保全文物典籍”、“士林元气”、“华夏文脉”的高度,将个人的贪生怕死、保全富贵,包装成了为文化、为道统做出的“牺牲”,仿佛不投降才是千古罪人。
这四五位重臣,你方唱罢我登场,或引经据典,或诉诸感情,或道德绑架,或危言耸听。
核心意思却出奇地一致:事不可为,请陛下为了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和“身后名”,赶紧去谈判投降吧!
他们句句不言降,句句却都在劝降;句句看似为国为民,实则字字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盘算。
将这王朝末日,官场精英们的自私、怯懦与虚伪,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官员都屏息凝神,等待着御座上那位穿着沉重冕服的天子,对这集体“劝进”(实为劝降)的最后回应。
整个皇极殿广场,被一种混合着绝望、期待、羞愧与解脱的诡异气氛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