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勇抬头望着他,眼神中掠过一丝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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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李一凡召集南溪县委班子、九个乡镇党委书记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河湾乡,不设布景,不请记者,只关上门讲一个问题:
“你们填的那些‘优秀’,是谁说了算?”
现场一片沉默。
李一凡目光缓缓扫过在座每个人:
“制度平台,不是给省委看的,不是给市委看的,是你们自己的镜子。”
“你们糊弄它,就是糊弄你们的政绩、糊弄你们的未来。”
“你们担心平台是枷锁,但我告诉你们——它既是规矩,也是保护。”
“你们越真诚,它越有效;你们越敷衍,它反噬的越快。”
这一番话,让原本坐得端正的刘全义微微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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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李一凡专门召开制度技术组会议,提出一个新功能构想:
“把权限交还给基层,模块可以定制,评分指标可以微调,但必须实名留痕。”
“每个镇、每个村、每个系统,都将拥有自己的一份‘自治版本’。”
这个功能命名为:“数据自治比重”。
系统允许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地情况,设定反馈数据权重、考核基准、自选备注模板,但所有操作记录必须锁定账号、时间、地点,形成“地方制度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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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星城市平台发布“制度2。5版本”,首次引入“本地化数据权重引擎”,支持县镇自主设定指标。
赵建国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表示:
“制度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不是从上往下压的过程,而是把平台变成每一级组织自我提升的工具。”
“这就叫:基层改革,从‘被治理’转向‘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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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李一凡站在星城市委办公室阳台,望着远处市区万家灯火,深吸了一口气。
制度,终于开始走进最难的一环——底层治理。
那是最复杂的社会细胞,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政治空间。
制度改革,不能止步于文件,也不能止步于城市。
它必须下沉,必须生根,必须真实。
唯有如此,才能从“潇湘样本”变成“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