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基层的工作经验。
所以当柯延昌这一本写满了‘两难自解’的奏疏,送到朝廷的时候,张居正将奏疏交给了王崇古去判断下,是不是柯延昌在欺上瞒下,类似于大兴县亩产一万斤一样的祥瑞。
也就是柯延昌是个农学博士,要是大明官吏上这种奏疏,张居正一定会进行忠诚度审查,看看是真的忠诚,还是在假装忠诚实在行悖逆之事。
张居正对这种‘两难自解’的方案天然厌恶,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怎么可能又保山林,又能保住樵户的利益。
这种两难自解的表述,让张居正怀疑其真实性。
王崇古跟张居正解释了其中的道理,说复杂,真的很复杂的,不是身在其中,无法理解,说简单,其实就是农业上的产业升级。
西山煤局已经停止了采煤,深入地下一百多丈采煤,还是过于辛苦和危险了,西山煤局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西山煤局主要以炼焦、炼钢、炼水肥、铸铁器为主业。
而入山伐木,是过去樵户的主要营生,但入山伐木并不赚钱,因为路不好,每一次入山,大抵都是搏命,而且老虎、野猪、野狼泛滥成灾,山中猛兽,也是对樵户的巨大威胁。
现在,在一些不太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种这种速生杨,就是生产力提高后的农业产业升级。
根本不是什么两难自解,而是生产力提高的显著特征,而且大明已经支付过代价了。
和张居正想的不同,产业升级,是需要代价的,也是有阵痛的,就像纺织工会对机械工坊天然抵触一样。
大明禁时令入山林伐木,让樵户这几年的收入减少,但凡是能找到别的营生,他们也不会入山林了。
陕甘绥的整体的贫困,也让他们无处为生,这也是柯延昌为何要弄官办林场的缘故,他不让这些人入山伐木,就要给这些人找到生机,否则就是逼穷人去穷死、饿死、困死。
在别的地方,柯延昌不清楚,但在陕甘绥,逼穷人去死,他们真的会玉石俱焚,都别活,是一种无奈和最后的选择。
王崇古继续说道:“陛下,柯延昌能够做成,其实很好理解。”
“潘季驯、刘东星、柯延昌、忠顺夫人等人,把这些樵户编入了军户,组建了工兵团营,兴修水利、修桥补路、开垦荒田、修建林场,虽然做工兵,很是辛苦,活的也不是很好。”
“但能活,还能吃上饭,就已经是幸运之事了。”
“也就是说,越穷越旱,越旱越穷的死结,现在终于能解开一点了,终于有了一点点曙光,阻止植被继续减少,大幅度增加优质牧草的种植,对沙地一点点的阻击。”
“陕甘绥变绿的那天,才能彻底脱贫。”
“世间事儿,没有什么两难自解。”
大明百姓素来如此,逼着他们去死,他们会玉石俱焚,但只要给一条活路,一切都变得好说好商量,不让砍树,却给活干,给口饭吃,这个交换,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大明已经支付过代价了,这个代价是朝廷为了绥远驰道在最危险时候,借了一千万银的特别国债,是地方穷民苦力不得不走出他们熟悉的环境,放弃祖业,听从朝廷号令,随波逐流一样营造,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阵痛是极其痛苦的,但死结是需要解开的。
王崇古认为柯延昌没有撒谎,整个大明的格物博士里,王崇古最喜欢和农学博士说话,哪怕王崇古有的时候听不懂,但还是喜欢。
因为农学博士都会亲自下田,他们本质上是读了书的农夫,他们说话很接地气,会用农夫听得懂的话,告诉农夫们怎么做,能多打点粮食。
“此皆仰赖圣恩。”王崇古真心实意的说道。
“潘季驯支持的,柯延昌改良的杨树速生种,陕甘绥百姓自己与天争,与地争,不必动不动就圣恩。”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他确实不喜欢恩情叙事。
有的时候大明的读书人实在是太坏了,比如张居正搞恩情叙事,张居正甚至把他自己提出的阶级论异化为了恩情叙事!
张居正将阶级用过去儒家礼法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之序代替,将分配用皇帝圣恩代替。
张居正用恩情叙事,完美代替了广泛传播的阶级论头两卷!
朱翊钧当然不能赞同,他要是赞同,就真给张居正搞成了,大明就真的升太阳了,这些大臣也是作茧自缚,也不怕把自己晒伤了。
“陛下,工兵团营、这些都不是凭空来的。”王崇古罕见的忤逆了皇帝的圣意,他面色凝重的说道:“陛下,人是要吃饭的,这看起来是一句废话,具体到官办林场上,这些不能入山伐木的樵户,吃什么喝什么?”
“从万历九年起,大司农徐贞明亲赴绥远,开始推广番薯,可以说今日的绥远驰道、卧马岗矿山、胜州矿山、绥远驰道、一千五百里沟渠,全都是在番薯上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