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徐庶,书房内只剩下我一人。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梆子声似乎也稀疏了许多,
只有案头的灯火依旧孜孜不倦地燃烧着,将我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背后的墙壁上。
方才与元直的一番深谈,将汉中目前面临的远虑近忧剖析得淋漓尽致,也让我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然而,当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下来,当繁杂的政务暂时告一段落,
一股难以言喻的空落和思念,便如同悄然弥漫的雾气,无声无息地浸满了整个心房。
我的目光,落在了桌案一角整齐叠放着的几份最新的《汉中邸报》上。
这是我们反击舆论污名、开启民智的重要武器,也是徐庶按照我的思路,初步建立起来的官方喉舌。
看着那略显粗糙的纸张上,用不算精美的刻版印刷出来的文字
——政策解读、辟谣公告、农时提醒、甚至还有一些简单的卫生常识
——我不禁想起了远在江东的那个人。
想起那个在格物工坊旁的小院里,素手调墨,细心誊抄,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邸报》雏形变为现实的女子;
想起那个在摇曳的烛光下,与我一同探讨着如何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
将那些超越时代的理念传递给普通民众的知己;
想起那个眼神清澈、才情绝世,却又饱经离乱、命运多舛的蔡琰,蔡昭姬。
自我离开江东,屈指算来,已有数月。
这数月间,我一路西行,历经波折,最终在这汉中之地,行险夺城,初步站稳了脚跟。
期间虽有糜贞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锦囊与支援,稍解燃眉之急,但与昭姬,却是音讯渺茫。
玄镜台的情报网络虽已初步铺开,但要跨越千里之遥,
突破孙刘两家的重重封锁,与江东建立稳定可靠的联系,依旧困难重重。
此刻,手捧着这份由张春华等人勉力维持、刚刚起步的《汉中邸报》,我心中充满了对昭姬的思念。
我深知,若有她在,这份邸报绝不仅仅是现在的模样。
以她的才学、她的见识、她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她定能将这份报纸办得更加精彩纷呈,更能深入人心。
她不仅仅是一个才女,更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用文化去影响人、塑造人的智者。
我需要她。
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依赖,更是出于我对这片土地未来的规划。
汉中,地处偏僻,民风虽有淳朴之处,但文化教育却相对落后。
五斗米教之所以能在此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民众的愚昧和对知识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