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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

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

情况十分混乱。

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

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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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0）

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八、服从调遣，报到黄埔

1924年春，草木复苏，万象更新。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叶剑英热烈拥护大会的决定，他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言论所吸引，怀着追求真理的渴望，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书刊，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

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映了真理，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必将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

他耳闻目睹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以及发生在广东的工会、新学生社等七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的示威，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他受到了实际的深刻教育。

他由此更加相信孙中山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尤其敬佩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全力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大智大勇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他也总结了自己投身革命以来，从一个逆境走上另一个逆境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只有像中山先生那样，不断接受新事物，靠拢共产党，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摆脱逆境和困境，走向胜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着手筹办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2月6日，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分设教授、管理、军需等部，推选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等为临时主任（李济深由邓演达代任）。

筹备处工作由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负实际责任。

廖仲恺负责筹集办校经费，并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学校的筹办。

根据王柏龄、邓演达的推荐，廖仲恺经过考察认为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决定调他前来参加筹备工作。

旅长张民达是不愿叶剑英离开八旅的，但他又十分敬重廖仲恺先生，不便阻拦。

他向前来辞行的参谋长提出一个条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什么条件？只要对革命有利，再多的条件，我也应允！”叶剑英爽快地回答。

“好！够朋友。”

张民达绷起脸来，煞有介事地说：“条件很简单，就是你到了军校，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八旅，不要忘记我张某人。”

“这是自然，我怎么会……”叶剑英觉得这有何难，抢先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