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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了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

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仆了北京人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获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获秋，叫曹获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获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获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获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获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帅生开个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卜六日见到康生，工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获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获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获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获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获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获秋所写卜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