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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2页）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

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

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啼”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啼、啼”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啼、啼”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啼、啼’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凋记录如下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啼、啼、啼”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