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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4页）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