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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