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四人帮”作了检讨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