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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