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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