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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