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